孟子的时代，魏齐争霸，秦国崛起迅猛；国强君威，专制萌芽已经出现。

商鞅等秉承法家思想的功利之士已经荣升卿相之位，鼓吹重令尊君之说，贵君而贱民。

孟子力排众议，正告天下君主：“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

孟子认为，诸侯与江山社稷都是充满变数的，一国之中不能动摇的唯有人民，人民就是一国主权的寄存者。

子产主持郑国的政事时，曾经用自己乘的车去帮助人们渡过溱水和洧水。

孟子评论说：这是小恩小惠的行为，并不懂得从政。如果他十一月修成走人的桥，十二月修成过车马的桥，老百姓就不会为渡河而发愁了。

在上位的人只要把政事治理好，就是出门鸣锣开道都可以，怎么能够去帮助百姓一个一个地渡河呢？如果执政的人要去讨得每个人的欢心，那时间可就太不够用了。

子产用自己乘坐的车子去帮助老百姓过河，这事在一般人看来是属于爱人民的美德，因此传为美谈。

但孟子从政治家的角度来要求子产，则认为这是小恩小惠的行为，治末而没有能够治本，于事无补。

与其这样一个一个地去帮助老百姓过河，倒不如利用你手中的权力为他们把桥修好，一劳永逸地解决问题，使他们再也没有过河的烦恼。

也就是说，政治家治国平天下，当以大局为重，而不应以小恩小惠去取悦于人，更不应以此来沽名钓誉。

在孟子看来，人才可以分为两大类：

一类是道德情操特别优秀，堪为楷模，但办事能力相对薄弱，权略机变相对逊色的“贤者”；

另一类是道德品质也许尚有瑕疵，声誉名望或许不那么让人仰慕，可办事能力出色超众，韬略权谋老练娴熟的“能者”。

对这些“贤者”和“能者”，统治者都要倚重，都要任用，犹如车之两轮，鸟之双翼，共生而互补，并存而互用。

孟子还进一步说出了统治者任用“贤者”与“能者”的不同原则。

对于“贤者”，是要“尊”；对于“能者”，则是要“使”。合在一起，便是所谓的“尊贤使能”。

具体地说，对待“贤者”，是要给予崇高的地位，提供优厚的待遇，让他们以其无与伦比的道德魅力感化民众，从而体现国家政治的正确导向，是谓“贤者在位”；

对待“能者”，是要充分发挥其办事能力强、应变功夫深的特殊优势，让他们担任具体的官职，委以干实事的权限，快出业绩，是谓“能者在职”。

孟子的养民之论在先秦还是绝无仅有的，而且事无巨细，比孔子的论述更为深切而详尽：从裕民生到薄赋税，从止争战到正经界，从节制用度到与民同乐……

对于当时的诸侯君主征缴民间财产，孟子觉得官府必须保证民众赡养父母、娶妻生子的基本需求，保证起码的温饱以及灾荒年间求医问药的花费，如果连这点需要都给官府剥夺了，那还有谁跟你讲什么道德礼义呢？

孟子曾说：“君有大过则谏，反复之而不听则易位”，这与孔子“事君以礼”的卑躬之态有天壤之别。

孔子欲以君子之德获取官职，而孟子则想以个人之德与朝廷俸禄相抗衡，认为有官做就做，没有也无妨，不卑不亢，行事十分洒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