成为一个知识分子要具备哪些条件呢？教育程度——大学毕业？硕士？博士？或是职业——教授？记者？律师？医生？抑是还要有某种精神？你认为孟子对知识分子的期望适宜今天的时代吗？现代知识分子遭到的现实诱惑是否更厉害？更重要的是，身为知识分子应该如何去平衡现实和理想的对立冲突？
公元前312 年，孟子离开齐国，向西南行走，准备到宋国去。
当初，宋国大夫戴盈之和万章有交情，因此通过万章的关系，宋国就邀请孟子前往。既然在齐国没有作为的希望，孟子想，宋国虽是小国，但仍可前往一试。
这一次，孟子离开临淄的排场相当气派，随行的车子有十几辆，徒从更有几百人之多，浩浩荡荡，声势显赫。
这是当时的社会现象特征之一，即新兴而且流动性很大的游士集团，而孟子正是一个庞大游士集团的领袖。
当时，弟子彭更对于这种新兴知识分子的角色感到迷惑，因此问道：
“跟随的车子几十辆，随行几百人，由这一国吃到那一国，您这样做，不也太过分了吗？”
孟子答道：
“如果不合理，就算是一碗饭也不可以接受；如果合理，舜接受了尧的天下，都不以为过分──你以为过分了吗？”
彭更说：
“不是这样说，我以为知识分子不工作，吃白饭，是不可以的。”
孟子说：
“如果不互通各人的成果，交换各行业的产品，用多余的来弥补不够的，就会使农民有剩弃的米，别人得不着吃的；妇女有剩弃的布，别人得不着穿的；如果能互通有无，那么，木匠车工都能够从你那里得着吃的。假定这里有个人，在家孝顺父母，出外尊敬长辈，严守着古代圣王的礼法道义，用来培养后代的学者，却不能从你这里得着吃的，那么，你为什么尊贵木匠车工，却轻视仁义之士呢？”
彭更说：
“木匠车工，他们的动机本是谋饭吃；知识分子研究学术，推行王道，那动机也是为了弄到吃的吗？”
孟子说：
“你为什么要论动机呢？他们对你有功绩，可以给他吃的，便给吃的了。而且，你是论动机而给吃的呢，还是论功绩而给吃的呢？”
彭更说：
“论动机。”
孟子说：
“好！这里有个匠人，把屋瓦打碎，在新刷的墙壁上乱画，他的动机也是为着弄到吃的，你给他吃的吗？”
“不。”彭更说。
“那么，”孟子说，“你不是论动机，而是论功绩了。”
从这段对话中可以看出，彭更对于身为新兴知识阶层中的一分子，十分感到不安。在传统农业社会的观念里，认为只有劳动才能有饭吃，而这些新兴知识分子竟“传食于诸侯”，不劳而食，不是太过分吗？
这是“自我角色的迷惑”，想必不只是彭更一个人的问题而已，而是在时代剧变下所必然产生的疑问。
孟子的答复指出，时代的变动使社会趋向成为分工合作的多元化体制，而知识分子即在于担负知识的创造和传递；更重要的，知识分子是“道”的担当者，所谓“守先王之道，以待后之学者”。儒家的传统素来重视知识分子的使命意识，孔子便曾说过：
“君子忧道不忧贫。”
曾子也说过：
“士不可以不弘毅，任重而道远。仁以为己任，不亦重乎？死而后已，不亦远乎？”
这都加强了知识分子的理想性。到了战国时代，由于社会阶层的流动，上层贵族的下降和下层庶民的上升十分剧烈，知识分子的数量于是随之大增，也因此导致知识阶层之性格的复杂化。最明显的，即是部分的知识分子与现实利益结合，尤其以纵横家的辩士为代表。
针对知识分子的现实化，孟子一方面要安立知识分子在社会分工上的角色功能，另外还要强调其使命感和理想性。
知识分子对于社会当然有其贡献，不是一般人所误解的“寄生阶级”。弟子公孙丑便曾就此问题请教老师：
“《诗经》上说：‘不吃白饭呀！’可是，君子不种庄稼，也来吃饭，为什么呢？”
孟子说：
“君子居住在这个国家，执政者任用他，就会平安、富裕、尊贵而有名誉；少年子弟信从他，就会孝父母、敬兄长、忠心而信实。‘不白吃饭’，还有比这更好的吗？”
因此，知识分子寻求做官的出路，固然主要是实现理想，造福社会；可是，有时为了现实生活的压力而出去做官，也是不能苛责的。孟子即曾说：
“做官不是因为贫穷，但有时也因为贫穷。娶妻不是为着孝养父母，但有时候也为着孝养父母。因为贫穷而做官的，便该拒绝高官，居于卑位；拒绝厚禄，只受薄俸。辞尊居卑，辞富居贫，那该居于什么位置才合宜呢？像守门打更的小吏都行。
孔子也曾经做过管理仓库的小吏，他说，‘收支的数字都对了。’也曾经做过管理牧场的小吏，他说，‘牛羊都壮实地长大了。’
位置低下，而议论朝廷大事，这是罪行；在君主的朝廷上做官，而自己正义的主张不能实现，那才羞耻呢！”
这段话启示了我们，知识分子的原则是“在其位，谋其政”，并且不要怕从事基层工作。最重要的，孟子在后面仍不忘说，“立乎人之本朝，而道不行，耻也。”强调知识分子的尊严与使命感。
孟子又说：
“天下清明，君子得志，‘道’因之得到施行；天下混乱，君子守道，不惜为‘道’而死；没有听说过牺牲‘道’来迁就执政者的。”
知识分子是“道”的守护者、担当者，为了“道”的实现和传承，甚至于牺牲生命都在所不惜。这便导出孟子的“舍生取义说”：
“鱼是我所喜欢的，熊掌也是我所喜欢的；如果两者不能得兼，便牺牲鱼，而取熊掌。生命是我所喜欢的，义也是我喜欢的；如果两者不可得兼，便舍生而取义。
“生命自然是我喜欢的，但是还有比生命更为我所喜欢的，所以我不干苟且偷生的事；死亡自是我所厌恶的，但是还有比死亡更为我所厌恶的，所以有时遭到迫害我也不逃避。
“如果人们最喜欢的只是生命，那么一切可以求得生存的方法，便没有不用其极的；如果人们最厌恶的只是死亡，那么一切可以避免祸害的事情，便没有不去干的。
“然而，有些人由此而行，便得到生存，却不去做；由此而行，便可以避免祸害，却不去干。由此可知，有比生命更值得追求的东西，也有比死亡更令人讨厌的东西。这种想法不仅贤人有，人人也都有，不过贤人能够保持它罢了。
“一筐饭，一碗汤，得着便活下去，得不着便死亡，倘若大声呼喝着给他，就是过路的饿人都不会接受；脚踩过再给他，就是乞丐也不屑一顾；然而竟有人对万钟的俸禄却不问是否合乎礼义就贸然接受了。万钟的俸禄对我而言有什么了不得呢？为着住宅的华丽、妻妾的侍奉和使我所认识的贫苦人感激我吗？
过去宁肯死亡而不接受，今天却为着住宅的华丽而干了；过去宁肯死亡而不接受的，今天却为着妻妾的侍奉而干了；过去宁肯死亡而不接受的，今天却为着使我所认识的贫苦人的感激而干了，这些不也都可以停止了么？这叫作‘失其本心’。”
知识分子固然要有其崇高的理想，更要有在逆境中坚持的勇气。
孟子眼看很多知识分子因受不了现实的诱惑，一个一个屈服了，变节了，堕落了，因此大声疾呼，不可“失其本心”啊！
本文选摘自：《孟子：儒者的良心》
作者：林镇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