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文】
滕文公问为国。
孟子曰：“民事不可缓也。《诗》云：‘昼尔于茅，宵尔索绹；亟其乘屋，其始播百谷。’民之为道也，有恒产者有恒心，无恒产者无恒心。苟无恒心，放辟邪侈，无不为已。及陷乎罪，然后从而刑之，是罔民也。焉有仁人在位，罔民而可为也？是故贤君必恭俭礼下，取于民有制。阳虎曰：‘为富不仁矣，为仁不富矣。’
“夏后氏五十而贡，殷人七十而助，周人百亩而彻，其实皆什一也。彻者，彻也；助者，藉也。龙子曰：‘治地莫善于助，莫不善于贡。’贡者，挍数岁之中以为常。乐岁，粒米狼戾，多取之而不为虐，则寡取之；凶岁，粪其田而不足，则必取盈焉。为民父母，使民盻盻然，将终岁勤动，不得以养其父母，又称贷而益之，使老稚转乎沟壑，恶在其为民父母也？夫世禄，滕固行之矣。《诗》云：‘雨我公田，遂及我私。’惟助为有公田。由此观之，虽周亦助也。
“设为庠序学校以教之。庠者，养也；校者，教也；序者，射也。夏曰校，殷曰序，周曰庠；学则三代共之，皆所以明人伦也。人伦明于上，小民亲于下。有王者起，必来取法，是为王者师也。
“《诗》云：‘周虽旧邦，其命惟新。’文王之谓也。子力行之，亦以新子之国！”
使毕战问井地。
孟子曰：“子之君将行仁政，选择而使子，子必勉之！夫仁政，必自经界始。经界不正，井地不钧，谷禄不平，是故暴君污吏必慢其经界。经界既正，分田制禄可坐而定也。
“夫滕，壤地褊小，将为君子焉，将为野人焉。无君子，莫治野人；无野人，莫养君子。请野九一而助，国中什一使自赋。卿以下必有圭田，圭田五十亩；余夫二十五亩。死徙无出乡，乡田同井，出入相友，守望相助，疾病相扶持，则百姓亲睦。方里而井，井九百亩，其中为公田。八家皆私百亩，同养公田；公事毕，然后敢治私事，所以别野人也。此其大略也；若夫润泽之，则在君与子矣。”
——《孟子·滕文公上》
5·1、5·2主要讲滕文公的故事。滕文公是我们的知己，是孟子的知己，是中国文化的知己。5·3体现了滕文公与孟子进一步的交流。这一交流是深度的交流，涉及中国历史上被称为仁政的几大举措，比如什一税、井田制。孟子这些治国安邦的制度设计，对于中国历史的影响比较大。理想走得好慢，历史走得好快，理想与现实之间的差距太大了。我等下会讲一讲这个问题。
“滕文公问为国”，滕文公向孟子请教治国的方略。“孟子曰：‘民事不可缓也。’”孟子说：老百姓的事情是不可以怠慢的，不能不放在心上，是必须立刻做的。所谓“民事”，孟子有句话：“诸侯之宝三：土地、人民、政事。”（14·28）政事与人民加在一块，就是民事。
民事为什么不可缓？“《诗》云：‘昼尔于茅，宵尔索绹；亟其乘屋，其始播百谷。’”这是讲盖房子、种地的事。我们白天把茅草割回来，晚上把茅草编成绳子。茅草编成绳子后，干什么呢？因为房子有点破烂了，我们得马上修好。房子修好后，春天来了，我们开始春耕、种百谷了。这是孟子引《诗经》来回答滕文公。
《诗经》对先秦知识分子的影响特别大，对于孟子的影响特别大——《孟子》引过很多《诗经》。诗教的传统是中国古代的大传统。诗教一方面是为了陶冶我们的身心，让我们在诗歌中安顿我们的心灵；另一方面也是一种政治。《论语》讲过“诵《诗》三百”与“授之以政”“使于四方”的关系：你学会了《诗》三百，我把政治任务交给你，你一定要能做好；我派你到别的国家执行外交任务，你说诗句，就得琅琅上口、脱口而出。假设你做不到，你学诗学得再多，又有什么用呢？以上就是孔子说的：“诵《诗》三百，授之以政，不达；使于四方，不能专对；虽多，亦奚以为？”（《论语》13·5）所以，《诗经》的意义既是陶冶身心，同时还要落实到具体的政治事务当中。
孟子引《诗经》，是为了告诉滕文公：白天、晚上该做的事要做好，房子要赶快修好，因为马上要种地了。然后，孟子谈到老百姓：“民之为道也，有恒产者有恒心，无恒产者无恒心。”老百姓的特点是：他有固定的产业，他就懂得人文的道理；他没有固定的产业，他就不太懂得人文的道理。“恒产”这个概念，是指固定产业、私有财产。老百姓必须有自己的私有财产，他才安心，才能遵守社会的秩序。哪些人没有恒产，却有恒心呢？孟子在另外一个地方讲过：“无恒产而有恒心者，惟士为能。”（1·7）没有固定财产，但能坚持真理，正道直行，为真理而牺牲和奋斗，只有知识分子能够做到这一点，而老百姓做不到。
“苟无恒心，放辟邪侈，无不为已。”没有恒产，老百姓就没有恒心。假设你没有恒心，你就会胡作非为，就会违法乱纪，就啥事情都干得出来。假设老百姓没有恒心，一直胡作非为、违法乱纪，有一种结果就是：“及陷乎罪，然后从而刑之，是罔民也。”等到老百姓犯了罪，你再对他进行制裁，你这就是在陷害老百姓。孟子这里讲的民智不可欺，最关键的是要制民恒产，让老百姓有自己固定的资产，有自己的私有财产。假设没有私有财产，它的后果是比较厉害的。恒产又必须跟恒心连在一块，心比较重要。你不能等老百姓犯了罪，然后去惩罚他，这样你是在害老百姓。
“焉有仁人在位，罔民而可为也？”哪有仁者在朝廷做官，却做出陷害老百姓的事呢？这是不可能的。孟子认为：“是故贤君必恭俭礼下，取于民有制。”所有贤明的君主一定是办事认真、勤俭节约、礼贤下士的，就是“必恭俭礼下”。按照一定的标准对老百姓征收赋税，就是“取于民有制”。孟子这里讲的是“民事不可缓”，一定要制民恒产，一定不要陷老百姓于不义。
孟子接着引了一句话：“阳虎曰：‘为富不仁矣，为仁不富矣。’”阳虎是孔子时代的人。孔子时代的鲁国，鲁王没有什么权力，所有的权力都集中在季氏手上，而季氏家的大总管就是阳虎。阳虎，《论语》17·1称为阳货。阳虎跟孔子长得特别像。跟孔子同时代的人，有两个跟他长得很像：一个是阳虎，另外一个是孔子的学生——有子。有子长得也跟孔子很像。
“为富不仁矣，为仁不富矣”的意思是：你要发财致富，就不能有道德；你要有道德，就不可能发财致富。阳虎讲的这句话，历来有学者认为，放在这里不是特别恰当。因为它到底要说明什么问题，不是很确切。我的理解是这句话放在这里无可无不可，也有它的意义。因为孟子要揭示的问题是：富起来与道德起来到底是什么关系？
我们琅琅上口的一句话是“先让一部分人富起来”，但在孟子的思想中，排序是先让一部分道德起来、然后让所有人富起来。孔子讲富、庶、教，是先让人们富起来，再让人口增多起来，再让人们得到好的教育（《论语》13·9）。孟子基本上是这个理念。孟子借阳虎这句话，就是要阐明富起来与道德起来到底是什么关系。他反对阳货说的“为富不仁矣，为仁不富矣”，希望富与仁之间达成和谐统一，富起来与道德起来是不矛盾的，是相辅相成的。孟子的理论前提是先让一部分人道德起来，所以他讲“无恒产而有恒心者，惟士为能”。没有恒产但是有恒心，只有知识分子能够做到，这就是先让一部分人道德起来。然后，通过这帮人带领其他人富起来，就是“民事不可缓也”，要让大家富起来。如果我们这样来理解“为富不仁矣，为仁不富矣”，可能更能明白孟子的良苦用心。
孟子讲“民事不可缓也”，归结点是“取于民有制”，按照一定的方法对老百姓征收赋税。为此，孟子回顾了历史，对夏、商、周三代进行了回顾。他说：“夏后氏五十而贡，殷人七十而助，周人百亩而彻。”这里的“五十”“七十”“百亩”，是指50亩、70亩、100亩。夏朝每50亩征收赋税的方法，叫作贡法。商朝每70亩征收赋税的方法，叫作助法。周朝每100亩征收赋税的方法，叫作彻法。贡、助、彻是夏、商、周三代征收赋税的三种方法。孟子说这三种方法虽然名称不一样，但本质是一样的：“其实皆什一也。”什一就是十分之一。你每收入100块钱，要把10块钱给我，这就叫作什一、什一税。夏、商、周三代都是抽取百分之十的税率，“其实皆什一也”。
孟子又解释说：“彻者，彻也；助者，藉也。”周朝每100亩采取彻法。把所有情况都考虑到了，然后再做通盘考虑，这是“彻者，彻也”。彻法是先有全盘考虑，然后统一安排。我还要预备、预留一些人力、物力、财力给大家都有份的公田，让大家一起把公田种好，这是“助者，藉也”的解释。
对于这三种方法，古代的贤者龙子做过评价。“龙子曰：‘治地莫善于助，莫不善于贡。’”龙子认为：收这个土地税，收那个田地税，最好的方法是助法，最不好的方法是贡法。孟子最不赞成夏朝的方法，为什么呢？“贡者，挍数岁之中以为常。”打个比方，五年下来，每年都有一个产量；我把五年来的产量加在一块，除以五，得出一个平均值，然后收田地税，收地租。按照五年内的平均数来收，这就是“贡者，挍数岁之中以为常”，以后每年都按照这个平均数来收。
种粮食是靠天吃饭的。上天保佑你，你的收成就好。上天不保佑你，你的收成就不好。所以，按照平均数收地租，必然出现两种情况。第一种情况是：“乐岁，粒米狼戾，多取之而不为虐，则寡取之。”“乐岁”是指收成好的那一年。“粒米狼戾”，粮食多得都吃不完。可是你收地租，还是按照原来那个标准，收得很少。其实你多收一点，老百姓也不会怪罪你。收成好的时候，粮食吃不完，你还是按照以前那个固定的平均数来收。你这个时候多收一点，老百姓会说你什么呢？第二种情况是：“凶岁，粪其田而不足，则必取盈焉。”收成不好的那一年，老百姓连给第二年买肥料的钱都不够，但上面收租的还是按照以前那个平均数来收，一定要按照那个平均数来收。
夏朝的贡法就是有个平均数，每年都按照这个数来收。比如规定每年收一石谷，那你收成好，我收一石；你收成不好，我也收一石。这就是贡法。孟子认为这种方法不好。当时的农业生产，靠天吃饭，耕种技术不高，产量很低。即使是在今天，如果没有袁隆平，我们中国人吃饭都是大问题。因为有了袁隆平，十几亿人口的吃饭问题才真正得到解决。在孟子的时代，粮食的产量很低，老百姓的生活很艰难。孟子认为所有的统治者都应当为民父母，做好父母官。你为民父母，就应当多为老百姓想一想。可是，统治者根本不是这么做的。
下面这段话描绘的就是统治者贪得无厌，民不聊生，老百姓生活过得很不好。孟子说：“为民父母，使民盻盻然，将终岁勤动，不得以养其父母，又称贷而益之，使老稚转乎沟壑，恶在其为民父母也？”你们这些为民父母的，一年四季让老百姓忙个不停。“使民盻盻然”，就是让老百姓忙个不停。“将终岁勤动”，就是一年从头到尾干这干那的，干得累死累活、要死要命。即使这样做，你连你的父母都养不活。但是，你还得交这些田税，交那些土地税。你怎么才能交得起呢？“又称贷而益之”，就是到别人那里借高利贷，才能把差额补上。我一年的劳动所得连父母都养不起，可是还要交税。我家里的钱就这一点点，离你那个平均数还差了一大截，我只好借别人的高利贷，才能把窟窿补上。“使老稚转乎沟壑”，就是老老少少根本就吃不饱，饿得有气无力，甚至饿死了；饿死了，尸体就扔在荒郊野岭。老百姓成了这个样子，你们这些当官的配得上“为人父母”吗？这是孟子在讲当时老百姓饥寒交迫的贫困生活，他希望所有在位者都能“为民父母”。
孟子又一转，说道：“夫世禄，滕固行之矣。”世禄就是吃国家粮、吃皇粮。不仅滕国的贵族，而且先秦时代所有的贵族，都有固定的田地，田地上生产的粮食是他们的。这些田地从第一代开始是你家的，以后世世代代都是你家的，这就叫世禄。孟子说滕国已经实行世禄的制度：只要是贵族，你就有自己的田，就有田地的收成作为自己生活的保障。
我们还要注意《诗经》讲的一句话：“《诗》云：‘雨我公田，遂及我私。’”《诗经》说：下雨了，先下到我们的公田，然后下到我们的私田。孟子通过《诗经》，要证明什么问题呢？他就是要证明老百姓怎么才能分到田地。所谓“世禄”，只是讲贵族有自己的田，能够靠田里的农作物收成来维持奢华的生活。但是，老百姓没有。所以，孟子想到《诗经》说的“雨我公田，遂及我私”，就是天下雨，先下到我们的公田，然后下到我们的私田。孟子由此找到了两方：一个是私的一方，一个是公的一方。
这里还没有点明井田制，孟子只是要证明：在夏、商、周三种收取赋税的方式中，夏朝的贡法最不好。商朝、周朝的又怎么样呢？孟子根据《诗经》得出结论：“惟助为有公田。由此观之，虽周亦助也。”在商朝的助法之下，是有公田的。“惟助为有公田”，是说只有在助法之下，才有公田存在。“由此观之，虽周亦助也”，是说由《诗经》看来，即使是在周朝，也是用助法。我们刚才讲夏、商、周分别采用贡、助、彻，周朝采用彻法。孟子认为周朝虽然采用彻法，但它的本质是助法。这是孟子从《诗经》得出的结论。
如果只是按照平均数、每年按照平均数要求老百姓交粮交税，遇到收成好的年成，倒是没事；遇到收成不好的年成，老百姓是很为难的。所以孟子主张另外一种做法，就是既有私田、又有公田。这种方式好不好？如果“雨我公田，遂及我私”真的实行起来，它跟一般人的心理到底有什么关系？一般人的基本素质能不能做到《诗经》讲的——先做公田的活、后做私田的活呢？古往今来的思想家也思考过这个问题。比如《吕氏春秋》认为一般人都有自私、懒惰的心理：在自己家的地上做事，肯定很卖力；到大家都有份的公田上做事，就会偷懒。但是，孟子还是把赋税制度提了出来，讲出了什一税。
历朝历代对人民都是收税的。田地是人民的命根子，也是政府的钱袋子。收税是历朝历代很正常的现象，只是有收得多、收得少之分，比例不一样。孟子讲什一税，在他看来是一个恰当的比例。有人（白圭）认为什一税太多，可以收少一点，二十抽一（12·10）。什一税是十分抽一，100块钱抽10块；二十抽一是100块钱抽5块。按道理，后面这种方式更加有利于老百姓。但是，孟子认为不行。孟子认为：一个文明国家与一个落后国家的最大差异，就在于文明国家有自己的政府管理系统。有政府管理系统，必然有相应的开销。这些开销从哪里来？肯定是从土地上来。政府要把社会管理得好，必要的开销是必须保证的。如果100块钱只抽5块，肯定太少了。100块钱抽10块，这是比较恰当的比例。
孟子又讲到学校制度，同样是从夏、商、周三代来谈学校制度是怎么回事。孟子认为：老百姓有了固定财产之后，政府按照一定的比例收税之后，我们还应当有学校教育。“设为庠序学校以教之”，就是我们要建立学校，建立不同类型的学校，对老百姓实行教育。“庠者，养也”，“庠”的意思是培养。“校者，教也”，“校”的意思是教育。“序者，射也”的“射”字，按照杨伯峻的解释，意思是陈列。我们进行学校教育，有课本教育——一边看课本、一边受教育；还有实物教育，就是摆一些实物来教育。“射”是陈列一些实物，一些实实在在的东西，对老百姓进行教育。
然后，孟子说：“夏曰校，殷曰序，周曰庠；学则三代共之。”这里区分了两种不同层次的教育：一种是小学教育，一种是大学教育。孟子认为：小学教育的名称，夏、商、周三代是不一样的，夏朝叫作校，殷朝叫作序，周朝叫作庠；但是大学教育的名称一样，夏、商、周三代都称为学。
“设为庠序学校以教之”的庠序学校，都是学校教育。它们的目的是什么呢？“皆所以明人伦也。”学校教育的目的就是让老百姓“明人伦”。人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我们都生活在社会当中。人与人之间有基本的行为准则，学校教育就是让老百姓明白人与人之间必须遵守的行为准则。“人伦明于上，小民亲于下。”一旦统治者完善地制订了人与人之间必须遵守的行为准则，下面的老百姓就会和谐、团结地生活在一块。
孟子又说：“有王者起，必来取法，是为王者师也。”滕文公，你要按照一定的方法，向老百姓收取田地税；你要加强学校教育，让人与人之间的行为准则，老百姓都能遵守它。假设你做到了这一点，同时又有一个王者，就是有一个想成就王道事业的人成长起来了，他一定到你这里来取经。这样，你就成了王者的老师。孟子告诉滕文公：你把这一切做好了，你就成了一个典范，成了一个样板，成了一个示范。很多人都会行王道，都想成就王道事业，都想把自己的国家建设好。他们肯定到你这里来取经，你传经送宝，你就成了那些想成就王道事业的人的老师，“是为王者师”。这里并不是说滕文公就是王者之师，只是说假设他做得好，就可以成为其他人的老师。
然后，孟子引《诗经》：“周虽旧邦，其命惟新。”这句诗广为人知、脍炙人口。它的意思是：周朝虽然是一个古老的国家，但它充满着向上的、更新的力量；周朝虽然是一个古老的国家，但它在新的历史时代肩负着新的时代使命。“周虽旧邦，其命惟新”，我们通常简称为“旧邦新命”。我们中华民族是旧邦新命。中国是一个古老的国家，但它在新的时代要有新的历史担当、新的时代使命感，这就是旧邦新命。
《诗经》的“周虽旧邦，其命惟新”是赞美文王的诗，“文王之谓也”。孟子对滕文公说：“子力行之，亦以新子之国！”假设你能坚决有力地做好以上这些事，你也可以让你的国家气象一新，变得更加美好。“亦以新子之国”，就是让你的国家焕然一新、更加美好。旧邦新命、“新子之国”，是孟子对于滕文公寄予的殷切期望。这一期望也可以说是小邦大命、“新子之国”，因为滕国是个小国。
以上是孟子对滕文公讲的一席话。意思是说：你要建设好国家，就必须让老百姓有自己固定的财产，同时采取合理的税收制度，还要加强学校教育。只有这样，你才能旧邦新命、小邦大命，才能“新子之国”。这席话给滕文公留下的最深印象，很有可能是《诗经》的两句诗：一句是“周虽旧邦，其命惟新”，另一句是“雨我公田，遂及我私”。
因为土地问题是最关键的问题，所以孟子走了之后，滕文公想了很久：我怎么才能落实什一税呢？我要把十分之一的土地税收上来，物质基础在哪里呢？滕文公从《诗经》的两句诗里得到启发，觉得井田制是很重要的举措，是让滕国这个小国家富强起来的必由之路。于是，他派毕战去向孟子请教井田制的情况，就是“使毕战问井地”。
在《孟子》中，“井田”一词其实没有出现过。《孟子》叫作“井地”，而不叫“井田”，这个我们要多注意。“井田”一词，最早出现在《春秋》三传之一的《穀梁传》中。出于方便，我们还是笼统地叫作井田制。
滕文公认为实行井田制是让滕国富强起来最有效的方式，但他对井田制的情况不了解，所以派大臣毕战来问孟子。“孟子曰：‘子之君将行仁政，选择而使子，子必勉之！’”孟子对毕战说：你们国君想实行仁政，派你来问我，你一定要好好努力！这是孟子对毕战的鼓励。
然后，孟子说：“夫仁政，必自经界始。”这是中国思想上很有名的一句话。意思是说：好的政治，善良的政治，必须从经界开始。“经界”就是为土地划界。5·1讲到滕国截长补短，拼成正方形，每边之长将近50里。滕国是丘陵地带，不属于平原地带，田地不是方方正正的。孟子认为：这一家与那一家的分界线到底在哪里，必须搞清楚。现在必须把这些田地变得方方正正。“夫仁政，必自经界始”，就是仁政必须从田地划好界开始。
原因在于：“经界不正，井地不钧，谷禄不平，是故暴君污吏必慢其经界。”“经界不正”，意思是田地的分界搞得不准确。“钧”的意思是平均。“井地不钧”，意思是井地的大小就很难平均。井地是方方正正的，是田字形。“谷禄不平”，意思是粮食、俸禄就会不公平。经界是要解决土地问题，划好界才能解决土地问题。这件事有利于老百姓，但它对于那些既得利益者是极大的伤害。正经界、钧井地、平谷禄，那些暴君污吏是最不想干的。所以，一谈到经界，一谈到仁政，暴君污吏总是慢慢腾腾，不把它当回事，甚至蓄意破坏它。
孟子说：你要实行井田，为田地划界是首先该做的事。“经界既正，分田制禄可坐而定也。”把田地的分界做好了，后面两件事做起来，就轻而易举了。第一件事是把土地分给老百姓，第二件事是把俸禄分给文武百官、皇亲国戚。“经界既正”，这两件事就能毫不费力地定下来。
孟子又说：“夫滕，壤地褊小，将为君子焉，将为野人焉。”滕国的土地不是方方正正的，所以是“壤地褊小”。“将为君子焉，将为野人焉”，这句话历来不太好解。杨伯峻是这样解释的：“为”的意思是“有”；滕国虽然很偏僻、很小，但那里既有当官的，也有老百姓。“将为君子焉”，就是有官吏；“将为野人焉”，就有老百姓。君子、野人是指官吏、老百姓。两者之间有什么关系呢？“无君子，莫治野人；无野人，莫养君子。”没有官吏，就没有人来治理老百姓；没有老百姓，就没有人来养官吏。大家知道孟子谈过劳心、劳力两者的关系（5·4）。君子、野人这种关系，就是劳心、劳力的关系。滕国，国家很小，但是既有野人、也有君子，既有官吏、也有老百姓。
有官吏，有老百姓，就必须提供相应的物质基础，让“君子”能够安心工作，让“野人”能够生存下去。所以孟子建议：“请野九一而助，国中什一使自赋。”“野”是农村，“国中”是城市。孟子说：对于农村，我们采取九分抽一的助法；对于城市，我们采取十分抽一的贡法。如果从文本解读的前后看什一税，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