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文】

有为神农之言者许行，自楚之滕，踵门而告文公曰：“远方之人闻君行仁政，愿受一廛而为氓。”

文公与之处。

其徒数十人，皆衣褐，捆屦、织席以为食。

陈良之徒陈相与其弟辛负耒耜而自宋之滕，曰：“闻君行圣人之政，是亦圣人也，愿为圣人氓。”

陈相见许行而大悦，尽弃其学而学焉。

陈相见孟子，道许行之言曰：“滕君则诚贤君也；虽然，未闻道也。贤者与民并耕而食，饔飧而治。今也滕有仓廪府库，则是厉民而以自养也，恶得贤？”

孟子曰：“许子必种粟而后食乎？”

曰：“然。”

“许子必织布而后衣乎？”

曰：“否；许子衣褐。”

“许子冠乎？”

曰：“冠。”

曰：“奚冠？”

曰：“冠素。”

曰：“自织之与？”

曰：“否；以粟易之。”

曰：“许子奚为不自织？”

曰：“害于耕。”

曰：“许子以釜甑爨，以铁耕乎？”

曰：“然。”

“自为之与？”

曰：“否；以粟易之。”

“以粟易械器者，不为厉陶冶；陶冶亦以其械器易粟者，岂为厉农夫哉？且许子何不为陶冶，舍皆取诸其宫中而用之？何为纷纷然与百工交易？何许子之不惮烦？”

曰：“百工之事固不可耕且为也。”

“然则治天下独可耕且为与？有大人之事，有小人之事。且一人之身，而百工之所为备，如必自为而后用之，是率天下而路也。故曰，或劳心，或劳力；劳心者治人，劳力者治于人；治于人者食人，治人者食于人，天下之通义也。

“当尧之时，天下犹未平，洪水横流，泛滥于天下，草木畅茂，禽兽繁殖，五谷不登，禽兽偪人，兽蹄鸟迹之道交于中国。尧独忧之，举舜而敷治焉。舜使益掌火，益烈山泽而焚之，禽兽逃匿。禹疏九河，瀹济、漯而注诸海，决汝、汉，排淮、泗而注之江，然后中国可得而食也。当是时也，禹八年于外，三过其门而不入，虽欲耕，得乎？

“后稷教民稼穑，树艺五谷；五谷熟而民人育。人之有道也，饱食、暖衣、逸居而无教，则近于禽兽。圣人有忧之，使契为司徒，教以人伦——父子有亲，君臣有义，夫妇有别，长幼有叙，朋友有信。放勋曰：‘劳之来之，匡之直之，辅之翼之，使自得之，又从而振德之。’圣人之忧民如此，而暇耕乎？

“尧以不得舜为己忧，舜以不得禹、皋陶为己忧。夫以百亩之不易为己忧者，农夫也。分人以财谓之惠，教人以善谓之忠，为天下得人者谓之仁。是故以天下与人易，为天下得人难。孔子曰：‘大哉尧之为君！惟天为大，惟尧则之，荡荡乎民无能名焉！君哉舜也！巍巍乎有天下而不与焉！’尧、舜之治天下，岂无所用其心哉？亦不用于耕耳。

“吾闻用夏变夷者，未闻变于夷者也。陈良，楚产也，悦周公、仲尼之道，北学于中国。北方之学者，未能或之先也。彼所谓豪杰之士也。子之兄弟事之数十年，师死而遂倍之！昔者孔子没，三年之外，门人治任将归，入揖于子贡，相向而哭，皆失声，然后归。子贡反，筑室于场，独居三年，然后归。他日，子夏、子张、子游以有若似圣人，欲以所事孔子事之，强曾子。曾子曰：‘不可；江汉以濯之，秋阳以暴之，皜皜乎不可尚已。’今也南蛮鴃舌之人，非先王之道，子倍子之师而学之，亦异于曾子矣。吾闻出于幽谷迁于乔木者，未闻下乔木而入于幽谷者。《鲁颂》曰：‘戎、狄是膺，荆、舒是惩。’周公方且膺之，子是之学，亦为不善变矣。”

“从许子之道，则市贾不贰，国中无伪；虽使五尺之童适市，莫之或欺。布帛长短同，则贾相若；麻缕丝絮轻重同，则贾相若；五谷多寡同，则贾相若；屦大小同，则贾相若。”

曰：“夫物之不齐，物之情也；或相倍蓰，或相什百，或相千万。子比而同之，是乱天下也。巨屦小屦同贾，人岂为之哉？从许子之道，相率而为伪者也，恶能治国家？”

——《孟子·滕文公上》

5·4的开头说：“有为神农之言者许行。”许行这个人，其他先秦典籍没有出现过，只在《孟子》中出现过。滕文公同样如此。班固（32—92）写《汉书·古今人表》，对滕文公、许行采取了不同的态度。他把滕文公列为三六九等的第三等，对于许行根本没有提。虽然许行在《孟子》中出现过，但班固把古往今来的1954人列在一张大表之中，却对许行置之不理。其中的原因，值得我们好好想一想。许行是农家的代表性人物。农家是诸子百家的一家，九流十派的一家。农家有哪些思想呢？它在《孟子》中有比较完整的体现。

许行“自楚之滕”，从楚国来到滕国。“踵门而告文公曰”，许行亲自到了滕文公家里，他对滕文公说了一些什么呢？他说：“远方之人闻君行仁政。”我们这些远方来的人听说你正在行仁政。“愿受一廛而为氓”，“廛”是房子的意思，希望您给我一间房子，我愿意成为您的百姓。“文公与之处”，文公给了他房子。许行是农家，“其徒数十人，皆衣褐”，他的学生很多，有几十人，都穿着粗麻做的衣服。他们靠什么谋生呢？“捆屦、织席以为食。”许行与他的门徒靠编草鞋、织席子谋生，以此维持生计。上面是对许行的介绍。

接着又来了一帮人：“陈良之徒陈相与其弟辛负耒耜而自宋之滕。”陈良有两个学生，一个是陈相，一个是陈辛，他们是两兄弟。他们扛着、挑着家里的农具，从宋国来到滕国。“曰：‘闻君行圣人之政，是亦圣人也，愿为圣人氓。’”他们对滕文公说：我们听说您在实行圣人的政治，那您也就是圣人了，我们愿意成为圣人的百姓。

许行对滕文公说的，陈相对滕文公说的，都是对滕文公行仁政表示赞扬。这表明滕文公在孟子的教导下，已经把什一税、井田制具体落实到了他的施政纲领当中，并对周边地区比如楚国、宋国产生了一定的影响。这些影响引来农家的许行、儒家的陈相来到滕国。许行是从楚国来到滕国，陈相是从宋国来到滕国。

滕国与宋国是两个小国。从北往南看，上面是齐国、鲁国，再就到了滕国，再就到了宋国，再就到了楚国。滕国与宋国夹在齐国、楚国两个大国之间。对于《滕文公篇》来说，小国政治学是潜在的主题。滕国是个小国，宋国也是个小国。滕文公接受了孟子的教导，而宋王不听孟子的教导。陈相是从宋国来到滕国，宋国的首都不在河南商丘、而是在江苏徐州。我们可以试着提问：许行为什么不停留在宋国？他为什么要经过宋国来到滕国？这表明宋国当时的影响很小，这就埋下了伏笔——孟子的言外之意是对宋国有所批评。这是一个鲜明的对照。

滕文公那里，现在来了两个思想流派的代表人物，一个是许行，一个是陈相。“陈相见许行而大悦，尽弃其学而学焉。”陈相见到许行十分高兴。许行那番理论，深深地打动了陈相。陈相决定抛弃老师陈良的那一套“周公、仲尼之道”，他要改换门庭，向许行学习。这就出现了波折。陈相为什么要抛弃以前的信仰——陈良的思想，改为相信许行的思想呢？孟子当时还在滕国，因为孟子是滕文公的国师、精神导师。陈相来到滕国，肯定要去拜会孟子。

“陈相见孟子，道许行之言曰。”陈相拜会孟子，把许行的思想告诉了孟子。许行对滕文公有个评价——由此可以看出许行做人不太地道，或者说他比孟子对于滕文公有更高的要求。什么评价呢？“滕君则诚贤君也；虽然，未闻道也。”许行认为：滕文公的确是个不错的国君，但他并没有懂得真正的大道。

真正的“道”是什么？许行的思想有两大纲领，下面是第一大纲领：“贤者与民并耕而食，饔飧而治。”意思是说：贤者应该跟老百姓一样，自己种地自己吃，自己做饭自己吃。“并耕而食”是自己种地自己吃，“饔飧而治”是自己做饭自己吃。凡事亲自做，你才能达到天下大治。贤者是统治者，是管理社会的。许行却要求所有统治者：你要吃饭，就必须亲自去种地；你要吃饭，就必须亲自去做饭。这样可行吗？

陈相还是按照许行的思路，继续批评滕文公：“今也滕有仓廪府库，则是厉民而以自养也，恶得贤？”今天的滕国，粮仓里放着粮食，仓库里放着钱财，粮仓里的粮食多，仓库里的钱财多。这就是“厉民”，盘剥老百姓，拿他们的利益供自己享受。这样做，哪里称得上贤明呢？

以上是陈相见到孟子后，把许行的两大纲领之一披露了出来。这个纲领就是“贤者与民并耕而食，饔飧而治”，“并耕而食”是所有管理者必须自己种地自己吃，“饔飧而治”是所有管理者必须自己做饭自己吃。孟子怎么批驳许行呢？

“孟子曰：‘许子必种粟而后食乎？’”孟子问陈相：许行是不是亲自种粮食来吃呢？“曰：‘然。’”陈相说是的。这是问吃饭问题。孟子又问穿衣问题：“许子必织布而后衣乎？”许行是不是亲自织布、做衣服来穿呢？“曰：‘否；许子衣褐。’”陈相说不是，说许行穿粗麻制的衣服。这是说粗麻制的衣服不是许行自己织的，这里快要触及问题的本质了。

孟子又问：“许子冠乎？”许行戴帽子吗？“曰：‘冠。’”陈相说许行戴帽子。“曰：‘奚冠？’”他戴什么颜色的帽子呢？“曰：‘冠素。’”许行戴白色的帽子。许行吃的粮食是自己种的，但穿的衣服不是自己织的，戴的帽子是白色的帽子。“曰：‘自织之与？’”孟子问陈相：许行戴的帽子是自己织的吗？“曰：‘否；以粟易之。’”陈相说不是，说许行戴的帽子是他拿粮食到市场上换来的。

既然帽子是拿粮食到市场上换的，问题就来了。“曰：‘许子奚为不自织？’”孟子问陈相：许行为什么不亲自织布、做帽子呢？这一下子，问题绕到了“贤者与民并耕而食，饔飧而治”。“曰：‘害于耕。’”陈相回答：许行之所以自己不织布，而是到市场上用粮食换帽子，是因为他怕织布、做帽子“害于耕”，不利于一心一意种地、种粮食。

孟子是辩论高手，马上变换话题，继续问陈相。“曰：‘许子以釜甑爨，以铁耕乎？’”这句话翻译过来就是：许行用锅碗瓢盆来做饭吗？用铁器来犁田吗？锅碗瓢盆是生活品，铁器比如犁耙是劳动工具。“曰：‘然。’”陈相说是的，许行是用锅碗瓢盆来做饭，用铁器来犁田。“自为之与？”孟子问：这些锅碗瓢盆、铁器是许行自己做的吗？“曰：‘否；以粟易之。’”陈相说不是，说它们是许行拿粮食到市场上换的。

通过上面的辩论，我们知道许行思想的一大观点是：管理者要自己种地自己吃，自己做饭自己吃，凡事必须亲力亲为，绝对不能四体不勤、五谷不分，绝对不能饭来张口、衣来伸手，不能过这种生活。原则上讲，管理阶层亲自做事，这是对的。但是，整个管理阶层是不是一定要亲自种粮食才能吃，亲自烧柴做饭才能吃，这是值得人们思考的大问题。许行把它当作农家思想的最高纲领，而且在这个纲领之下，认为滕文公算不上真正的贤明之君。孟子就不断地设问：许行吃的粮食是不是自己种的？是的。衣服是不是自己织的？不是。帽子是不是自己织的？不是。帽子是怎么来的？是从市场上拿粮食换来的。为什么不亲自织布来做呢？理由在哪里呢？许行的观点是：假设我亲自织布、做帽子，就不利于一心一意地种地。

许行是以人为本吗？他强调每个人，包括管理者、被管理者，都要自己种地自己吃，自己做饭自己吃。这个观点我觉得也不是特别没有道理。但是，如果让所有人都这样做，整个社会怎么运行呢？这是一个大问题。而且，随着社会文明程度越来越高，社会分工就越来越细，相互之间的合作、协作就越来越必要。在这种情况下，你强调“贤者与民并耕”是一定要落实的国家政策或者做人的品质，又怎么可能把社会治理好呢？

孟子为此陈述了他对于社会分工的理解。孟子对陈相说：“以粟易械器者，不为厉陶冶。”我拿粮食到市场上去换生活品，去换劳动工具，这并不是对陶冶工人的伤害。陶是做陶器的师傅，冶是打铁的师傅。“陶冶亦以其械器易粟者，岂为厉农夫哉？”陶工、铁匠拿他们的产品去跟农民换粮食吃，这难道又是盘剥农民吗？孟子这是在讲以物易物，农民要跟手工业者以物易物，手工业者也要跟农民以物易物，就是互相交换生活品，互相交换劳动工具。

然后，孟子逼问陈相：“且许子何不为陶冶，舍皆取诸其宫中而用之？”许行自己为什么不又做陶器、又打铁呢？这个“舍”字不太好理解。孟子要说的是：如果许行亲自做陶器、做铁器，把这些陶器、铁器全部做好了，并放在家里，什么时候需要用，什么时候就拿出来。这是“舍皆取诸其宫中而用之”的意思。“何为纷纷然与百工交易？”你为什么这一件东西、那一件东西都要到市场上去买呢？“何许子之不惮烦？”这一件东西、那一件东西都要到市场上换来换去，许行你不嫌麻烦吗？

以上是孟子对于许行的批判，强调社会是有分工的。以物易物是社会文明发展到一定程度后的体现，其实陈相也懂这个道理。“曰：‘百工之事固不可耕且为也。’”陈相说：三百六十行每一行要做好自己的事，就不可能同时都去种地。三百六十行是劳力者阶层，不可能同时既种地、又做自己的本行。陈相这里只是针对劳动力阶层而言，劳心者阶层又如何呢？

孟子说：“然则治天下独可耕且为与？”难道天下那些管理者，独独就该——又亲自种地、又亲自治理国家吗？这是孟子对陈相的提问。接着，孟子鲜明地把自己的社会分工理论讲了出来：“有大人之事，有小人之事。”大人是管理者，小人是被管理者。任何社会都有管理者，有被管理者。“且一人之身，而百工之所为备，如必自为而后用之，是率天下而路也。”对于我们每个人来说，三百六十行生产的生活品、劳动工具都是必不可少的。假设让每个人都亲手生产自己的生活品、自己的劳动工具，然后才能使用它——假设让每个人都这样做，那就等于让天下所有的人每天都急匆匆地走在路上。“率天下而路”，就是让天下所有人疲于奔命。

孟子这段名言的画龙点睛之笔来了：“故曰，或劳心，或劳力。”劳心是脑力劳动者，劳力是体力劳动者。任何社会都有脑力劳动者，有体力劳动者。“劳心者治人，劳力者治于人。”脑力劳动者是管理别人的，体力劳动者是被别人管理的。“治于人者食人，治人者食于人，天下之通义也。”管理者是“治人者”，被管理者是“治于人者”。管理者是由别人提供生活资料的，被管理者是为别人提供生活资料的，这是天下的常识，天下的基本准则。

这段话很重要，它是孟子的社会分工理论最典型的体现。这一理论最大的特点，就是把社会分工分为两个面向：一个面向是劳心者，一个面向是劳力者。劳心者是脑力劳动者，劳力者是体力劳动者。这样分的意义很大。因为人类历史一开始都是劳力者，没有劳心者。那个时候，可以说社会还没有真正形成。但是，随着社会文明程度越来越高，光有劳力者是不行的，劳心者阶层必须出现，管理者阶层必须出现。孟子提出劳心与劳力、脑力劳动者与体力劳动者的区分，就把社会分工建构在非常适合于社会文明发展的一个框架之下。而且，这种分工最重要的意义在于，它要为当时知识分子的成长提供理论依据。

后面讲6·4，我们看到当时有人认为：知识分子不劳而食、不劳而获，知识分子不劳动、却有饭吃，社会要他们有什么用呢？孟子这里通过劳心、劳力两个面向的区分，为知识分子在社会分工领域取得独立而重要的地位埋下了伏笔。所以这一章特别关键，孟子为整个社会分工提供了最简洁、最让我们好理解的范本。

孟子接下来证明了“贤者与民并耕而食，饔飧而治”是不对的，就是贤者不可能像老百姓那样自己种地自己吃、自己做饭自己吃。从“当尧之时”开始的一段话，我们要记住。这段话相当于一部中国思想小史。更准确地说，通过5·4、6·9两章，孟子为我们提供了一部小小的中国思想史，我们由此可以看到孟子所理解的人类思想发展史究竟是什么样子。孟子这样做，既是为了把早期中国的思想发展史揭示出来，又是为了反驳许行“贤者与民并耕而食，饔飧而治”的观点。

“当尧之时，天下犹未平，洪水横流，泛滥于天下，草木畅茂，禽兽繁殖，五谷不登，禽兽逼人，兽蹄鸟迹之道交于中国。”尧那个时候，天下还没有太平起来。水总是往低处流，而且在往低处流的过程中，形成了一定的河床、河道。水太大了，所以它不按照河床、不按照河道去流，这就是“洪水横流”。“泛滥于天下”，洪水太大了，到处都发大水；“草木畅茂”，草木遍地丛生；“禽兽繁殖”，鸟兽大量繁殖；“五谷不登”，粮食没有任何收成；“禽兽偪人”，鸟兽对于人类产生了极大的危害；“兽蹄鸟迹之道交于中国”，整个中原地区都留下了鸟兽神出鬼没的足迹。这几句话表明：尧那个时候，人类面临着极大的自然危险、自然危害。人类一开始，或者说人类文明的早期，最大的危险来自于自然界，而且来自于大水。这是中国儒家文化对于人类早期历史、人类文明开端史的最基本的理解。

这个时候，“尧独忧之，举舜而敷治焉”。尧、舜、禹是上古时期的三大圣人。尧看到“洪水横流……”的情况，独自深深地担忧起来。他把舜选了出来，让舜管理整个社会事务。舜的职务相当于政府总理、首相。舜怎么解决“当尧之时”那一系列自然灾难、自然问题呢？

舜采取了几大做法，第一大做法是：“舜使益掌火，益烈山泽而焚之，禽兽逃匿。”舜让益掌管火，通俗地说就是消防部。益怎么把鸟兽赶走呢？益在山林、沼泽地带烧起大火，把山林、沼泽烧掉了。因为鸟兽藏身于山林、沼泽里面，山林烧光了，沼泽里的草烧光了，鸟兽也就逃之夭夭，逃到了远离人群的地方。这是把鸟兽赶跑了。

把鸟兽赶跑了，但另外的大问题——洪水还在。舜采取的第二大做法，大家都很熟悉，就是大禹治水：“禹疏九河，瀹济、漯而注诸海，决汝、汉，排淮、泗而注之江，然后中国可得而食也。”大禹疏通了九条河。“九河”是指黄河流域的九条河，我们看朱熹（1130—1200）的《孟子集注》，这九条河的名字很怪，我就不念了。漯读tà，不读luò。“瀹济、漯”是把（山东的）济水、漯河疏通了，“注诸海”是济水、漯河的水流到了海里。“决汝、汉”是把汝水、汉水的泄洪口打开了，“排淮、泗”是把淮河、泗水那些瘀积堵塞的地方打通了，“注之江”是让它们的水流进了长江。这里涉及九河——九条河，还涉及济、漯、汝、汉、淮、泗六条河，共有十五条河。这十五条河的问题解决了，“然后中国可得而食也”。意思是说：因为水已经退了，中原大地的老百姓回到了自己的土地上，又能够种粮食来吃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