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我孟子世家流寓邓州地方之缘由，有正、谬两种观点。现作如下分析对比，以求去伪存真，正本清源，还历史本来面目！
观点一：
我邓州孟氏家族族老口口相传：我们祖上是抬铁铉的棺架从山东来到邓州并定居邓地的。
考据史料典籍和邓州地方“史志”记载，结合“祠庙”遗存文物以及族老口碑相传资料佐证，我孟营、湖堰孟氏家族由山东邹邦流寓穰邓“孟册地方”实始于明朝中期的嘉靖年间。迁邓始祖孟兴公乃亚圣公之第五十六代孙，约生于明嘉靖初年，殁于明万历中期*。始迁祖孟兴公与孺人田氏，荫育四门子孙，依次是长（子）门孟梅，二（子）门孟堂，三（子）门孟载，四（子）门孟表。
“靖难之役”、“铁公英灵”与“嘉靖倭乱”
大明初年的“靖难之役”(公元1399―1403年)中，邓州城的小西关人铁铉（公元1364―1403年，字鼎石，回族）公时任建文朝的山东参政，镇守济南。
当燕王朱棣率兵南犯到山东境时，遇到铁公的坚决抵抗。兵锋直指济南城，围攻三个月而未开，准备炮轰。值此城破就屠的危急之际，铁铉公急命部属将明太祖朱元璋的遗像及牌位张挂于城头各处，使燕王朱棣和燕兵不敢对着“太上皇”开炮，终使济南免遭屠城之劫难；铁公还设诈降计（差一点）擒杀朱棣。铁铉公因此擢升为建文帝的兵部尚书。《乾隆邓州志?卷之二十二?艺文上》载明明朝人顾名傅之《创建铁公祠记》称赞铁公：“迨李景隆兵溃，靖难师乘胜逐北席卷而南，无能捍其前者，公独收合散亡，固守济南，扼南北要冲以待援兵之集。靖难席胜之师，翱翔睥睨不能越，遂留攻焉。公机智警敏出奇无穷，擐甲登埤身挡矢石。”
后来，燕兵绕过济南攻占金陵，朱棣即位为明永乐帝，诱捕铁铉槛送南京。铁铉英勇就义――被施以“磔刑”“砍为肉酱”而尸骨不存（家人或被杀、被流放、被投入“教坊”），时年39岁。自此建文朝如齐泰、黄子澄、方孝孺、铁铉等被视为大明朝的逆臣、罪臣达一百多年，至万历帝即位之初才发布《苗裔恤录》予以“平反”。
但济南的普通老百姓感念铁公的护城之恩德，痛惜铁公“死难”之时的忠烈悲壮，自此之后就把铁铉公作为济南城的“城神”来祭祀。
明朝中期我国沿海各地“倭寇”猖獗。
嘉靖二年（1523年）六月，发生“宁波倭乱”又称“争贡之役”。
嘉靖二十三年（1544年），倭寇在山东、南直隶、浙江、福建等省份大肆烧杀劫掠，被杀者达数十万人，激起中国朝野的震惊和震怒。
随着“嘉靖倭乱”对很多城市袭扰的加剧，济南的官府也开始祭祀济南城的“护城之神”铁铉公。并在嘉靖（共在位45年，公元1522―1566年）中期以“官府榜文”（即俗称“揭皇榜”）的方式，批准我邹地孟氏后裔孟兴公以“忠义、节烈、仁爱”等儒学理念，结伴田氏（互结“秦晋之好”）等，护送铁铉公英灵归故里：从山东济南府大明湖畔（一说是自“七忠词”，原址在济南西门里高都司巷以东路北胡同内，是一处明中叶民间为纪念铁铉及其他六位为保卫济南反抗朱棣而遇害的人的祭祀之所）开始起驾铁公的“衣像棺”，不顾“舟车劳顿”千里送忠魂，直至将其葬在邓州城南刁河之畔。这段史实我邓州孟氏族老口碑相传为：“我们孟家是抬铁铉棺架从山东过来的”。明《嘉靖邓州志》(始编于嘉靖35年即公元1556年，成书于嘉靖43年即公元1564年)载：“兵部尚书铁公墓，文达墓东去十数里地名下刁河，有荒丘，相传为铁铉墓”，就是我迁邓始祖孟兴公安葬的铁忠烈公之衣像墓。
“乡贤词”与“铁忠烈公祠”、“孟册地方”
遍观《嘉靖邓州志・卷十三・祀典志》，没有“铁忠烈祠”的记载，但在“乡贤祠”条中有：“祀郡之历代名贤贾?、杜茂、马武、宋均、郭丹、张巡、韩愈、贾黯、鲁那、成遵、铁铉、李贤、蓝瑞等十四人，祭期品仪俱同名宦。祝词曰：群公堂堂，阙里吾穰。奇勋今古，广誉乡邦。我奉祀典，频藻岁将。何以溢我，尔类弗忘。”
再观《嘉靖邓州志・卷十六・人物列传・忠烈（铁铉）传》载：“（朱棣）即位，用计擒至。正言不屈，令其一顾终不可得，遂死。后思忠烈不可挠者，独许铉一人入祀乡贤祠。”
也就是说，遍查邓州的史志典籍、文物资料，明万历元年即公元1573年以前，邓州没有“铁忠烈公祠”或“双忠祠”（单人或双人专祠），铁铉公牌位只能是按明永乐帝的许可――被“供奉”在“乡贤祠”（多人合祠）内。
《明史・卷二十・本纪第二十・神宗一》载神宗万历帝：“（隆庆）六年五月，穆宗崩。六月乙卯朔，日有食之。甲子，即皇帝位。以明年为万历元年，诏赦天下。祀建文朝尽节诸臣于乡，有苗裔者恤录。”即到大明万历帝即位之初（公元1572年，“以明年”即1573年“为万历元年”。此时距铁公蒙难的1403年，已整整过去了170年），针对“靖难之役”建文朝君臣的“处置”发布了著名的诏旨《苗裔恤录》：“革除被罪诸臣，特许建祠，岁时以礼致祭。坟墓苗裔倘有存者，厚加恤录。”对建文一朝“戴罪”臣僚包括铁铉公等在内均予以“平反”。
《乾隆邓州志?卷之二十二?艺文上》载明朝人顾名傅之《创建铁公祠记》语：“……圣祖神孙所以教万世也，安得不祀？遂命营祠宇已妥忠魂。民乐趋之，不日而竣。州守顾名儒①祗命规度董是力。儒，余之兄也，遣使徵文以公命来辱。余不获辞，遂?栝大行即?於公，因以告知后世之为臣者。”
这里的“圣祖神孙”就是指明神宗万历帝。
有了明万历皇帝“特许建祠”的诏旨，主政邓州的地方官才在外城东南隅始建“铁忠烈公祠”；因我孟氏而有铁铉公的“坟墓…存者”，主政者就此为表彰我孟氏“安葬铁公”的义举，一方面任用我始迁祖孟兴公参与主持“铁忠烈公祠”的创建，另一方面上报朝廷旌表（授受荣誉和土地、资财）并册命了我邓州孟氏居住地即今“孟册地方”――桑庄孟营村、湖堰村一带。
又参阅《乾隆邓州志・卷之七・祀典》（编纂于公元1760年）：“铁忠烈公祠，春秋仲月祭祀。旧在外城东南隅，久毁。康熙三十三年（公元1694年）知府朱?捐俸重修，五十八（公元1719）年知州陈大年迁于大东关。创建正殿三间、厢房三间、东西道房各三间、拜殿三间、大门三间、东西厢房各五间。”
“铁忠烈公祠”迁建大东关后又有唐张巡公入祠称“双忠祠”。遗址在今邓州市大东关第一初级中学（原四高）内。
从明万历初年（按公元1572年或1573年）到清康熙三十三年（公元1694年）时间跨度为120年，“铁忠烈公祠”从“始建”到“久毁”应该是实情。从“久毁重修”到“迁建大东关”的时间跨度是25年。从始建外城“铁忠烈公祠”到迁建大东关称“双忠祠”时间跨度是145年。
即从明万历初年《苗裔恤录》诏旨颁布以后邓州才有“始建”、“重修”、“迁建”“铁忠烈公祠”和“双忠祠”。
以上这些“史志资料”用文字的形式佐证了我孟氏迁邓始祖“抬铁铉棺架”而流寓邓州的这段业绩和史实。
碑文原文断句：
轼族重建祖祠文
尝思 物本乎天，人本乎祖。祖之所以不泯者，亦唯是建祖祠、树碑记、序昭穆，亘万古而不紊耶?。
我 孟氏祖居邹邦，自明迁邓孟册地方，迄今岁月，源远流长。
始祖 讳 兴，四子行行：长梅、次堂、三载、四表。
三世祖派，国字为良；四世祖派，东字为章；五世六世，文翊其昌；七世祖派，永字极臧；八世宗派，一字称扬；九世宗派，曰字安康；十世宗派，一字称祥；十一十二，兴毓昭彰；十三十四，传继周祥。本固枝茂，移居他乡；世远年灭，恐有失忘；序刊宗谱，尽在家藏。乾隆己丑，创修祠房；现有贞珉，可以仰望；至今百余，风雨颓伤。
临履其地，目睹凄凉；首领人等，轼祖公商：各捐资财，建修倒塘。功程告峻，祖荣宗光；自后议定，派列目纲；不可乱起，当有分张。仅勒碑左，后裔流芳。
捐资建造“登觉寺”与湖堰大兴――湖堰村志
定居湖堰
从我家存世的家谱可以看到：我湖堰孟氏乃孟兴公的二门（次子孟堂的）子孙。族老口碑相传：孟堂一支在明万历年间开始兴盛于湖堰，无论是人口或经济总量抑或政治及社会影响力在邓州东南、新野境以西均已遥遥领先。用我宪樟四伯（1930年生人，1949年“重庆号”起义人员，时年83岁）的话说：“我们湖堰孟家在明万历年间就是‘好家大地主’”。“登觉寺”（南大寺在湖堰、北大寺在北孟庄）就是我孟氏族人捐资兴建的，是以我邓州孟氏为主“礼佛”的。我1985年在家搜集“村史校志”资料时（采访孟）昭鸿（曾在民国时期任湖堰学校校长，生于1912年，时年73岁）七爷说：“我们湖堰登觉寺（俗称南大寺）始于明万历，盛于清乾隆。是我们孟家来这里（居住后）捐资建造的。”还说：“我们孟氏是送铁铉从山东过来的！”。我的族伯父孟宪英（曾任刘集乡中学校长，生于1927年，时年85岁）说：“幼时在邓‘双中’求学时，了解的信息是：‘我们姓孟的是抬铁铉的棺架从山东来到邓县地方的’”。
他们用口碑的方式将我孟氏先祖流寓邓州的业迹载入史册。
“胡李庄”、“金家堰”
据说,我邓州孟氏接受朝廷册命居住在“孟册地方”即今天的孟营村和湖堰一带的时候，现在的湖堰一带已经存在着四个互不相连小村庄，分别叫“胡李庄”、“北庄”、“黄营”、“金家堰”。胡李庄有李姓、胡姓、邢姓等姓氏族人，今天仅存一李姓人家；金家堰居住的至今还有王姓人家；另外两处就是现今的郑姓和黄姓族人。后来我们经历了清朝的康熙、乾隆盛世以后，尤其是乾隆帝在位六十年，中国的人口由乾隆初期的约一亿七千万人发展到乾隆后期达到约三亿四千万之多，人口翻番。具体到现如今的湖堰村，就是胡李庄人氏、金家堰人氏以及北庄、黄营包括我新迁来的孟氏人家（明、清两朝均对我孔孟后裔优礼有加），人口呈“爆炸”态势――迅速繁衍开来，原来几个独立的自然村则基本连成一片，加之紧挨“运粮河”，有河水倒灌而形成的“芦苇湖”，久而久之，人们不再将胡李庄、金家堰分开称呼，而是将沿运粮河的几个连在一起的村庄通称之“胡李庄金家堰”，或是简称之谓“胡堰”、“湖堰”。这或许就是今村名湖堰的由来。
孟营、湖堰的“族老”口碑相传：我孟兴公于明朝嘉靖、万历年间（被钦定“孟册地方”）定居今孟营村的时候，每天早晨把养鹅的圈门一打开，圈养的家鹅就“?天嘎地”的飞向胡李庄和金家堰中间的运粮河、芦苇湖中觅食，太阳落山天将黑的时候需再派人到五、六华里远的地方把鹅群赶回来。但第二天鹅群又照样“激动地”边鸣叫边振翅飞去。时间久了，老人家也觉得这里河水荡漾、湖水碧绿、湿地广阔、苇草茂密，鱼虾踊跃、禽鸟共舞、鹿鹤和鸣，是一块“风水宝地”、“旺地”，随即将次子孟堂的家安置在昔日分别叫胡李庄、金家堰，现如今叫作“湖堰”的这个地方。这是我孟氏肇始湖堰的缘由。
观点二：
当然，也有不同声音。在公元1985――1988年修邓州志做调查、搜集资料的时候，也有人持以下观点：“我邓州孟营湖堰孟氏是明朝洪武二年或四年逃荒来的，抑或是明朝的‘山西洪洞大槐树移民’”。
对此种观点，我个人持坚决的反对态度。
理由一，时间点不对。
明朝洪武元年是公元1368年，洪武二年就是1369年，洪武四年是1371年。而大槐树移民是指明朝洪武和永乐时期因分别经历了元末明初的易代之乱和建文帝朝的“靖难之役”的动乱，中原人口骤减，洪武朝至永乐朝前后四十年间进行了七次从山西移民到中原各地的移民行动。
根据我的家谱和孟营现存的《大清咸丰七年重修祖祠碑文》的记载，从始迁祖孟兴公为第一代起到我这一代是第十八代，但是我在桑庄读高中时的同桌同学孟毓如(我的孟营村族人)和我是同年人，都是公元1962年生人。碑文“十一十二，兴毓昭彰”是指迁邓第十二代是“毓”字辈，即孟毓如就是我族迁邓第十二代（如今其“毓”字辈健在的兄弟还有七人）人，他的近支家族很大。果如是则问题就出来了：如果我始迁祖是洪武二年或四年逃荒而来、抑或明初移民而来，那么公元1360年代到孟毓如出生的1960年代，时间跨度是600年。600年传12代，平均50年一代，并且是每代都必须是50年间隔才行，这种现象存在的可能性有多大？科学吗？可信吗？
正常的繁衍时段是18―25年一代。明中期的嘉靖、万历朝至现在是470年的时间段，传20代左右才算正常的繁衍速度。如果有比较“慢一点”的，平均35年左右的时间传一代，400多年传12、3代也还算是符合人类繁衍的客观性。
理由二，观点荒谬。如果是“大槐树移民”，那么就是官方行为，就不能说是“逃荒”来的。逃荒和移民是两个概念。逃荒是要到易于生存之地，“避开”荒地和荒年，“逃”向“天堂”，相当于现在到深圳或上海等经济发达地区去“兴旺发达”。而洪武初或永乐初，中原地区是饱受战乱之地，盗匪横行、饿殍遍野、瘴疠遍地、野兽出没，人人避之唯恐不及。这种状况，以农耕经济为立国之本的朝廷就只能通过强制性的移民行动来经营中原。最直接的举措就是从基本没受兵火蹂躏、人口稠密的“表里山河”的山西实行“强制移民”政策。
更应该指出的是我邓州孟氏祠堂大清咸丰七年碑文载：“我孟氏祖居邹邦，自明迁邓孟册地方”注明的是源自山东邹城市（过去称邹县、邹地或邹邦、邹里），而“洪洞大槐树”在山西省。山东和山西（中间还隔着一个河北省）可是两个不同的地域概念呀！
理由三，不合时宜。洪武帝对我孔孟之裔格外优待，不但特赐予“行辈”字，还免除徭役，分配祭田，而且给予读书和科举方面的种种便利等特权。洪武朝以后的明朝历代皇帝莫不如是效法。那么“逃荒”或从山西大槐树被“强制移民”的说法就更不靠谱。
综合以上两种观点可以给出一个合理的解释：自明太祖洪武帝开始，我孔孟后裔即受朝廷优待礼遇。明景泰二年（公元1451年）亚圣公之五十六代裔孙孟希文（字士焕）授“世袭翰林院五经博士”，“主奉祀事”，我孟氏世职自此始。到嘉靖二十三年（公元1544年）的“嘉靖倭乱”发生时，为祈保济南城的安稳，济南的官府要“隆重”地祭祀其“城神”铁铉，主奉祀事的孟子故里和孟氏族人是当然的首选。这才有了我始迁祖孟兴公扶棺千里送（铁铉公）忠魂的壮举，有了我孟子世家之支脉根植穰邓大地的史实。
※注；明嘉靖元年是公元1522年，共在位45年；
明隆庆元年是公元1567年，共在位6年；
明万历元年是公元1573年，共在位48年；
《嘉靖邓州志》成书于明嘉靖甲子年（公元1564年）八月；
《乾隆邓州志》编纂于清乾隆二十五年（公元1760年）。
①《乾隆邓州志?卷之十一?职官》载：顾名儒，上海人，举人。（嘉靖）四十五年任（邓州知州）。《创建铁公祠记》作者顾名傅之兄。
嘉靖四十五年即1566年。
（以上内容乃个人研习所得之陋见，不妥之处敬请斧正）
邓州湖堰 孟（庆东 字）海青 撰文
二?一二年四月二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