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加坡国立大学东亚研究所主席王赓武教授认为，儒家学说中的人文理念并没有被摒弃，它一直扎根于中国社会，然而，受儒学影响的士大夫阶层为对君主表忠诚而不敢提出批评，以致20世纪儒学被摈弃。他认为，中国当下不应全盘回归儒家传统，尤其不可接受士大夫阶级的传统，但可取儒家人本主义的精神。

王赓武教授前天在华南理工大学公共政策研究院主办的国际学术研讨会上，以“回归孔子”为题发表一个小时的主题演讲。他将孔子、儒家学说与大会论坛主题――“新人本主义、治理与可持续发展”贯穿起来，从历史角度分析人本主义与可持续发展、儒家学说，以及儒家学说与国家治理的关系。

王教授说，中国经济已发展至一个高度，但国内还有大量不平等现象，中国与外部世界之间也存在不平等，接下来要怎么走才能避免前人犯过的错误，这是领导人正积极思考的问题。

他说，孔子的思想包含好些人本主义的经典描述，当下中国知识分子大量吸收源自于西方的现代人本主义思想的时候，相信他们也感觉到传统中国文化一直包含着人本主义，它扎根于中国人的思想中，扎根于数千年的历史中。今天要思考的问题是，中国文化中的人本主义能否与西方的现代人本主义衔接起来，这也引发了中国是否要“回归孔子”的讨论。

不过，王教授也指出，儒家在国家治理方面有一箩筐的失败经验，以致于它在20世纪被彻底摒弃。从历史的脉络看，秦始皇一统天下后打造强大的封建帝国，法家发挥了重要的作用，儒家却没有太大作为，直到汉武帝时代，儒家思想才开始被引入治国之道。

王赓武教授说，当时的儒士认为，国家治理是他们的专属领地，只有他们能帮君王把国家治理好，但其实他们是把自己与普罗大众隔开了，这是他们失败的根源。此外，他们也忽略了，不是所有人都对国家治理感兴趣，他们不知道国家在精神层面需要些什么，这导致儒家思想与部分民众产生巨大隔阂。汉朝之后，一直到七八世纪，佛教从印度传至中国，佛教和道教才满足了部分民众的精神需要，这是儒家完全做不到的。

“忠”是儒家思想的核心之一，儒士要忠于君主，要忠于国家。王教授说，唐朝的统治者意识到“忠”的重要性，于是儒家又重回国家治理体系中，此时的儒家也因为加入道教和佛教的元素而逐渐发生变化。

宋朝时期，儒家思想的发展进一步达到高峰，儒学变得成熟又高深，包含了更深刻的人本主义思想。为君主建言献策的士大夫都享有一定的话语权，他们既为君主提供新想法，也忠诚地提出建设性批评，为国家治理作出贡献。但进入明朝，君主只要求士大夫阶层忠诚地服务，不要他们过多批评或质问，再加上当时的士大夫阶层滥用科举制度，形成了精英阶层，儒学因此开始走向衰败，最终在二十世纪被彻底摒弃。

王教授说，儒家学说虽然不是一直都成功，但它建立了一个稳定的治理体系并延续了2000多年，建立了基于自然、道德、人本主义的发展方式。今天的中国领导阶层也开始意识到，可以从古典人文主义思想中吸纳精髓，而人本主义经过2000多年的渗透已扎根于中国社会，可充分利用当中的优势，为未来的治理作出贡献。

王赓武教授在接受本报访问时进一步说明，“回归孔子”不是完全接受所有儒家传统，尤其不应接受士大夫阶级的传统，“那是不对的，那完全是过时的”，如果把重点摆在怎么当官，把儒家当做政府的工具或意识形态工具就不对了，好的国家治理是必须听取建设性的批评。

他强调：“孔子是做学问的人，做学问的人应该忠于批评，忠于表达自己真正的想法，这才是真正地做个好人。”

过去几年里，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曾三度与儒家亲近。2013年11月26日，他到山东曲阜考察并到孔子研究院，并强调研究孔子和儒家思想要坚持古为今用，使其在新的时代条件下发挥积极作用。2014年的五四青年节，他到北大人文学院与知名哲学家汤一介交谈，了解《儒藏》编纂的情况。去年9月24日，习近平又出席了纪念孔子诞辰2565周年国际学术研讨会并发表谈话。

中共领导人如此强调发挥传统文化的作用，一度引起舆论关注。王赓武教授认为，领导人重视儒家，相信是希望社会发展更美好，因为儒家强调以人为本，道德观念、负责任并重视个人修养，”如果大家都能这样，社会当然好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