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杰    

    家教门风本质上是德行品行的传递，是先人美德对后人人格的影响。中国人自古以来重视家教门风。对官员来说，家教门风对其为人为官的品性修养也影响颇大。

古人之重视家教，有亲为教诲的，比如孔子庭训教子、曾子杀猪教子，也有编撰先世语录或家训传之于世的，如朱子家训、颜氏家训等。为官者重视自身官德在后世的延续和发扬，许多官员在家训中表达自己为人为官的价值追求和操守，并将其转换为对后人的期望，以维持崇高的家声。

“夫君子之行，静以修身，俭以养德。非淡泊无以明志，非宁静无以致远。夫学须静也，才须学也。非学无以广才，非志无以成学。淫慢则不能励精，险躁则不能治性。年与时驰，意与日去，遂成枯落，多不接世，悲守穷庐，将复何及！”

诸葛亮的《诫子书》，短短八十余字，正是其一生写照：青年隐居修学，待时后举，茅庐朴素，不求闻达，正是“静以修身，俭以养德”；“三顾茅庐”后凭忠心广才为蜀国立下汗马功劳，“接世”而不“悲守穷庐”。他以自身的德行训诫后人，以宁静淡泊修身修学，可谓古人家教的典范。

北宋名臣范仲淹“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以天下为己任，清廉节俭，爱民如子，所到之处官声甚盛。他不仅在自身任内职责上为朝廷多建功勋，选拔奖掖后进的功劳也十分卓著。更可贵的是，他的几个儿子也都承袭父风，在北宋后期政坛颇有影响力。

范仲淹十分重视家风。他一生为官清廉，以俭持家，最看不惯奢侈浪费。他的儿子范纯仁结婚时，女方知其节俭，所以不提其他要求，只希望用罗绮作幔帐，却被范仲淹一口否决，说绝对不能因此坏了家法，如果对方送来这样的幔帐也一定会烧掉。不过，范仲淹并不吝啬。一次，范纯仁受父命到外地运麦子，途中遇到老朋友无钱葬亲，逗留在外，就将所有的麦子都给了他。回家后，还因为这件事受到父亲的表扬。这样的言传身教下，范仲淹的四个儿子都延续了节俭的家风，养成中正的品格，为官以天下为己任，修得好名声。

《资治通鉴》编纂者司马光也是北宋名臣，他与范仲淹一样，严于律己，把“俭”字看得很重。他以天下为念，看轻个人财物，反对奢侈铺张。曾撰文《训俭示康》，专门强调俭的重要性。他说，“吾本寒家，世以清白相承”，“众人皆以奢靡为荣，吾心独以俭素为美”。他教育儿子司马康，为人有贪心，做官也一定不会清廉，走入贪赃枉法的歪路。他要求儿子把这条家训传承下去，“汝非徒身当服行，当以训汝子孙，使知前辈之风俗云”。由此可见，司马光对家教门风的重视程度。而司马康也秉承了父亲教诲，为人节俭，做官清廉，史书上说他“为人廉洁，口不言财”，连皇帝所赐财物都不要，还评价他“济美象贤”，很好地传承了司马家的家风。

“后世子孙仕宦，有犯赃滥者，不得放归本家；亡殁之后，不得葬于大茔之中。不从吾志，非吾子孙。”这是以“铁面无私”著称的包拯留给子孙的家训。时至今日，包氏子孙依然因有如此祖先而倍感光荣，因有如此家训而互相训诫。可谓官德之传，千百世矣。

家庭对一个人的影响是终身的，甚至在个人道德培养中起决定性作用。如果缺乏家教培养，在社会中又不能汲取利于自身修养的正能量，德行不厚，那么就算做了官，也是根柢不固，官德微薄，难以有利于国家，难以贞固以干事。官员如果对子孙家教不正，“官二代”也会对社会造成危害。今天出问题的官员，大多家风不正，家教不严，这样的例子有很多。所以，良好家教门风的树立，在现代社会依然是培养官员官德的重要方面。